该不该给老百姓发钱
为了应对当前的经济和消费困境，专家们最近写了很多文章，用了很多专业词汇。我特别喜欢一位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倒不是赞成他每个观点，而是特别欣赏他每篇文章用语都非常平实，基本做到老百姓都能看懂。野口悠纪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经济学家，他一直站在日本民众利益的视角去观察和叙述日本的经济历史和相关问题，可谓不忘初心。
最好的科学家往往也是最好的科普作家，自然科学要解释起来往往非常困难，但最好的科学家有能力让普通人能够了解那些深奥的知识。社会科学其实一点都不应该深奥，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就是人类社会运转本身，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员。
把一个本不应该深奥的问题过度专业化，形成专业槽，当然是可以创造知识优势，从而获得利益的。但作者认为，在当前这个需要寻求更多共识才能解决问题的时代，我们的经济学者和更广义的社科学者其实应该向野口悠纪雄学习，想人事，讲人话。当然，我们有些专家本来就学艺不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是靠坐在办公室里看数据，去参加座谈会搞调研。双腿能够插进泥地里的专家，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是极其稀缺的。但问题是，一旦你有了专家的名头，就意味着有了言论权，需要出谋划策的时候就总会邀请你去。这样的专家多了，各级决策者多少也会受到影响。
作者曾经写过一篇《如何理解今天的中国》，提到现代社会存在不同利益群体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但我们的专家们到底代表谁呢？老百姓其实是不知道的。
回到专家们针对当前经济提出的应对方案，千言万语，总结成两条：一是债务转移，也就是中央发行特别国债将地方债务全部接过去，这样地方无债一身轻；二是直接给居民发现金（或者消费券），直接恢复居民侧的购买力。
这两条建议，就原理而言，其实都很好理解，真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论述。在前一篇文章中（《消费能力去哪里了》）作者已经提及，在金融侧（及其背后）和居民侧的资产负债表之间来回腾挪，已经做过不只一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做过一次（金融侧及其背后扩张），2015年又做了一次（居民侧涨价去库存）。中央发行特别国债兜底的最大问题，恐怕是担心给部分地方和金融机构兜底之后，会进一步鼓励他们很快继续恢复扩张。后期肯定还会有各种博弈，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那另一条建议呢？给老百姓发钱，恢复消费呢？这一条，本文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这个建议一点都不稀奇，并且是疫情期间美国刚刚做过的。正因为美国刚刚做过，看起来效果还行，所以我们很多专家才提得很放心。作者也在想，如果美国没这么做过，那我们的专家们，还敢提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那么美国当时是怎么做的呢？我想专家们应该很了解美国的情况了，否则不会提这个建议。恰好，在2019年的时候，作者对当时美国的情况有过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中，作者引用过美联储当时的分析报告，也就是当时美国有39%的人身上是拿不出400美元现金的。当时有人讲美国人民太穷了，经济要崩了，这当然也是无知之论。美国是一个信贷消费常态化的国家，老百姓不会像东亚国家的人民一样，先储蓄、后消费，而是只要有工作，那都会采取各种信贷消费手段，包括刷信用卡、将房产抵押换出现金消费等（因为预期房价上涨）。所以美国在新冠疫情开始后，如果不直接向老百姓发现金，那39%的老百姓一个月都撑不过，就要“断供”了。这个断供不只是房贷，可能还要包括家具、电视、iPhone甚至刚买的衬衣。所以美国在新冠疫情之初出现大面积停工之后，很快就决定向个人发放现金，以帮助渡过这个快速到来的个人信贷危机。发多少呢？一开始就是400美元/月/人，这个400美元就是美联储测算出的那400美元，不是拍脑袋产生的。因为如果美国行政机构拍脑袋，有议员就会不满，就会出来阻止。
所以美国发现金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消费吗？这么讲也没错，但当时最真实、最紧迫的目的，其实是避免信贷危机。这个细节，我假设，主张发现金的专家们，应该比我更了解。后来发放现金扩大到中小企业，又延续了很久，这中间有很多批评。那么这个现金发放，产生几个结果：
一是虽然疫情一开始很严重的，但美国的消费水平基本没有下降。由于美国消费没有下降，其他国家一开始疫情管控得没有中国好，使得我们的出口在当时吃到了红利。其他国家的生产订单都转到中国来，我们的内需虽然受到影响，但外贸出现一波彩虹。
二是美国的通胀一下上去了。不是靠生产贸易创造的财富，而是直接将现金发到每个人手里，通胀当然会上去。本来，美国债务已是天量，联储在缩表进程中，但疫情打断这个进程，债务加剧，通胀起来了。所以疫情恢复后，联储就开始去通胀进程。美国的每次加息对全球都有巨大影响，坊间讲是抽水机，美元大规模回流，其他国家的美元跑掉了，但美元又是国际储备货币，依赖美元资本的产业就会受损，这当然会影响各国财富。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三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型。美国的电商本来是没有中国大陆发达的。疫情期间，美国人开始放弃现场消费，很多人开始依赖电商平台，这导致美国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除Amazon外，Tiktok、ShenIn、TEMU这些新兴平台，这两年极其快速地发展起来，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当然，美国也发现为什么这些新平台都是中国人的企业，并且这些平台对美国当地的现场消费产生了冲击。于是，作者在2018年《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一文中对平台提出的各种问题，如今由美国部分议员代表美国商超企业提了出来（《美国拟取消800美金进口免税政策！SHEIN、TEMU或受重创》），新兴平台如何应对前期制度红利的快速消失，是需要花一些脑筋的。这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产业转移。总体而言，美国通过给老百姓和企业发钱，以通胀为代价，扛住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那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给中小微企业减税来应对的，除了税之外，还包括降低需要给员工缴纳的公积金和社保费用等，以及部分降低房租等。除此之外，就是给企业续展贷款。
我们的应对也产生了几个影响：
一是外贸企业在疫情期间由于外需意外扩大，吃到一波外贸红利。但面向内需的企业，随着管控力度的变化，产生了不少实际损失，甚至退出了市场。
二是随着海外疫情结束恢复正常，全球供应链恢复，后又出现全球化重构期的供应链调整，导致外贸这部分产能已处于过剩状态（《消费能力去哪里了》）。
三是无论是地方还是居民侧，资产负债表都处于极限状态，居民侧的消费能力大幅下降，地方的投资能力也大幅下降。
因此，在疫情期间，我们选择的更多是保生产，而美国更多是保消费。我们担心的是生产能力停滞后再也起不来，国际市场会失去；美国担心的是信贷危机快速形成。这是两国关心的点不一样，这背后是各自产业分工情况和主观定位的问题。
那美国当前要面对的是去通胀问题，我们当前面临的当然就是恢复消费的问题。美国的问题由美国人去解决，本文主要关心自己的问题。
如前所述，地方债务压力导致投资受限，这也意味着，地方能够投资的方面其实已经很少了。不可能三线以下都去普及地铁，对不对？那恢复地方投资能力，能带来多少利呢？这恐怕是除了信任问题之外，决策层仍然在考虑的第二个问题。
那消费方面，疫情管控解除后，现场消费其实是快速恢复的。我们去看餐厅、旅游景点，仍然是人山人海，十分兴旺。你要去小城镇或者农村，其实受疫情管控的影响也有延续，但远远没有大城市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地区的民众在前两年是现金收入减少，但他们的负债并不多，并没有像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那样，付出六个钱包换来了百万大山。一旦现场消费恢复，他们的收入就开始企稳。这部分压力，其实不算大。
有专家建议，向全民发钱。我相信，发给上述地区的老百姓，他们会消费，可能也会储蓄起来，当然你可以选择发消费券让他们只能消费。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他们的收入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影响他们未来收入的，恐怕是城里人的购买力。
真正有压力的人在哪里呢？其实主要还是一二线城市背负房贷压力的人群。那你按人头、按户发钱，有助于减轻这部分人的压力吗？也不能说没有用，但就一二线生活成本来讲，其实是杯水车薪的。我们的专家想的是，只要消费起来，经济就循环起来了。但问题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当前的压力还在于外贸受制，产能过剩，企业要裁员渡过难关。所以我们的零工人群快速提升，连外卖、快递和网约车的职位都供过于求了。为什么一二线城市的二手房价在快速下探，因为确实有不少被裁员的中年人、年轻人，已经承受不起大额房贷压力，急于出手。所以有的专家提出要“稳房价”，请问你怎么稳呢？人家40岁被裁员，上有老下有小，房子卖掉还能换些生活费，压力顿时就小了，过几年可能还能渡过难关，你准备怎么帮他们“稳房价”呢？难道谁是故意把自己房子打折了卖的吗？
回到美国的发钱经验。美国当时发钱，是为了应对信贷危机。很多人讲，作者你主张搞新加坡“组屋”，那一二线房价大跌，很多人是要断供的。作者请问，现在很多断供是搞“组屋”导致的吗？现在一二线房价的持续下行，是因为我们已经引入“组屋”制度了吗？我再请问，新加坡这两年商品房价涨了多少，你即便真不知道，也不会上网查一下吗？
讲难听点，某些专家们担心的可能不是房价下跌引发的断供和信贷危机，他们真正担心的恐怕是自己房产的价格继续下跌。如果真担心断供和信贷危机，应该怎么选择呢？
无非是，要正视和积极应对当前一二线城市的裁员问题。一二线城市的员工被裁，才真正产生断供和信贷问题，才真正影响当前的房价。这个时候，作者也要像部分专家那样，主张学习美国了。作者的主张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如同美国疫情初期老百姓因为信贷消费习惯产生的信贷危机，美国需要通过发放现金去帮助度过。今天我们因全球化重构、内需重振所面临的、以一二线城市居民被裁员风险所产生的信贷问题，同样需要外部支持去度过。换言之，作者认为，美国的发钱只是表象，应对信贷危机才是实质。我们当前不应当追求发钱这个表象的做法，而应当思考本土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们面临的问题与美国是不同的。
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农村和许多小城镇断粮的问题，那里也没有多少信贷压力问题。我们面临的，也不是现场消费持续无法恢复的问题，去看看淄博的烧烤，去看看小红书和抖音上的网红城市有多热闹。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是一二线城市最近七年来新购房者的房贷压力问题。换言之，我们的消费被压抑部分，在今天不是三线以下，而是一二线曾经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群。进一步，我们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当时面临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不是现金是否发放的问题，而是信贷风险问题。
那么怎么帮助度过呢？与其花费巨大成本无差别的发放现金，作者认为，应当有针对性的去缓解当前的房贷压力。既然针对地方债务，我们都能选择债务延期、在一段时间内只付息不还本，为什么我们对老百姓就不能这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房贷延五年，未来五年只付息、不还本呢？或者延十年，把月供实质性地降下来呢？为什么不能同时考虑推出“组屋”呢？这么做的损失是什么呢？恐怕是部分行业的利益。可能需要国家层面投入一些成本，但这个成本的投入带来的，似乎不只是一二线民众压力的减小和消费能力的快速回升，它可能将带来我们当前最需要的东西——信心与信任。
以上。